“向阳湖使我懂得了国情、民情和友情”

——怀念鲁迅和冯雪峰研究专家陈早春

李城外

7月2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鲁迅和冯雪峰研究专家陈早春先生在京病逝，我闻讯后马上和他的夫人孙佩华通了电话，表示深切哀悼。夫人说，他生前十分惦记咸宁，对向阳湖文化研究一直热情关注，赞赏有加。我向她介绍道，陈先生早在1995年便接受过我的采访，后来又在全国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与张惠卿、沈鹏等委员联名提案，呼吁重视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不久，他对我编著的《向阳湖文化书系》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向阳湖文化人采风》(上、下)和《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上、下)出版后成为我国第一部综合反映干校生活的报告文学集和回忆录。再后来，他还欣然担任了向阳湖文化研究会的顾问。放下手机，23年前的那个秋夜采访陈先生的情景重现在眼前……

年过花甲的陈社长身材颀长，面部清瘦，戴着一副深度宽边眼镜，见面便知是位地道的“书生型”领导干部。他家宽大的客厅里整齐地摆放着一排大书柜，似乎在默默展示着主人的身份和学问。他首先介绍说，自己是1968年8月随干校的先遣部队开往咸宁的。一行人带着干粮，路上吃面包，风尘仆仆直奔向阳湖，到达目的地时，嘴角都烂了。先是住在农民家里，初期创业的艰辛自不必细说。第二年秋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仅留13人“看门”，其余近200名职工全部下放干校，编为十四连。从此，这批文化人的履历，埋没了昔日的辉煌，掀开了沉重的一页。

陈社长回忆道：“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干农活比较多，犁田、放鸭，还算轻车熟路。加之家庭出身好，被任命为生产组副组长。在干校两年多时间，最难忘的日子，还是和冯雪峰一起放鸭子……”

荒唐年代见怪不怪。陈早春是“文革”前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在向阳湖却荣任了“鸭司令”，负责放养200多只母鸭。他办事特别认真，每天早出晚归，栉风沐雨，精心管理鸭群，产蛋率高达97％，连当地农村的鸭师傅都啧啧称赞，连队的生活也得到明显改善。年轻力壮的陈早春，“知名度”因此而大增。1970年初秋，军代表和连干部还给他派了一个特殊的“助手”——年近古稀的冯雪峰。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并担任过中国文联党组大大和中国作协副大大，后被划为右派，“文革”中更是备受冷落。虽然冯属“黑线人物”，陈属“革命群众”，但彼此间的“鸿沟”在劳动中渐渐填平。两人互帮互学，后生传授“养鸭经”，老者畅谈人生观，竟成“忘年交”。

陈早春在干校疾恶如仇，敢打抱不平。他心地善良，看不惯连队某些人对冯雪峰、牛汉等“右派”和“胡风分子”安排高强度劳动、长年严加看守，愤愤出面主持公道：“地主对长工也不是这样！”要知道，说这话是需要相当勇气的！他果然挨了批斗，被指责“自来红”的思想没有改造好，而他对自己的言行没有丝毫后悔，反倒增添了几分安慰。

说着说着，时钟已指向11点整。我赶紧向陈社长介绍了咸宁开发向阳湖文化资源的计划，如编书、拍电视片、开座谈会、建文化碑林等。

过不多时，陈社长展开两幅题词：一幅“勤为学海舟楫”；另一幅为咸宁筹建的碑林而题：“向阳湖使我懂得了国情民情和友情。”见他还送我一本湘版《绠短集》，夫人补充说，他对自己要求过于严格，特别注意自己写的书不在本社出版。我心想，这种回避“近水楼台”的风范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我接过赠书和题词，向他表示谢意。陈社长谦虚地说：“应该感谢你，这么晚了，还在为向阳湖的事奔走！”我一面称自己乐在其中，一面接着和他聊起有关出版社的话题。

陈社长谈出版是内行，论学术更是专家。他告诉我，1971年春，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大大多次接见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指示重新编注鲁迅著作。陈早春作为业务骨干，第一批从向阳湖调回北京，以后一直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鲁迅研究工作。他曾参与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是第四卷《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的责任编辑，并负责全部鲁迅书信的定稿。

聊着聊着，子夜的钟声已经敲响，再坐下去恐有失礼貌，我只好主动起身告辞。平易近人的陈社长坚持送我出门，下了7楼，一直把我送上街道才回转。此时，首都芳古园一带万籁俱静，路灯和月光交相辉映。他渐渐远去的身影，至今萦绕在我的脑海。

2013年5月，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先生的题词也和不少文化名人的墨宝一道，分别镌刻在名人旧居核心区大路旁的石碑上，成为向阳湖永远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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