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泠一

武汉长江段——江面辽阔、远望无垠、气宇非凡，不身临其境则根本无从体验“极目楚天阔”抑或是“万类霜天竟自由”的胸襟。三月十六日下午，笔者造访座落于此段长江要冲的中山舰博物馆；瞻仰巍峨的中山舰遗存，脑海里又不禁地冒出了那“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涛尽英雄……”的熟悉旋律。入了门，虔诚地聆听了讲解员姑娘的解说词、却觉得不解渴。于是，复旦校友、中山舰博物馆的王瑞华馆长赠送了笔者一本很高端的学术著作《千年刻石话遗珍》。这本蔡华初先生的专著，凝聚了他四十年的心血；全方面地体现了其武汉地区摩崖石刻田野调查的成果，很有些绝学的模样、类似于对甲骨文的研究，也让笔者肃然起敬。

蔡华初先生，是湖北文物保护与博物馆界的骄傲。他从1977年开始，先后在湖北省考古所、博物馆及武汉市博物馆、中山舰博物馆从事考古、文物管理、鉴定和研究工作。他注重田野调查、足迹遍布“楚国”的山山水水，长时期零距离接触大批量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并潜心对相关地区的民间文物和收藏进行过系统研究。他的造诣和心忧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情怀，在全国业界富有口碑、令晚学尊敬；他还是国家文物局专家库的资深文物专家和武汉大学的特聘文博导师。

摩崖石刻，就是蔡华初先生的核心工作和学术特长。业界已经公认：摩崖石刻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史料价值，许多摩崖石刻还为政治人物或社会贤达所题、书法精美，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同时，这些各历史时期、包括不同民族文字的摩崖石刻，或富于天然之意趣，或体量巨大、气势恢弘，或为名家手笔，为祖国秀美的自然风景增加了深厚的人文内涵。历代文人志士都关注摩崖石刻，早在人文精神极为浓重的宋代就已经形成了专门的高端学科——金石学。业内权威观点认为：事实上，以往中国的考古学就是建立在金石学基础之上的，因而才有今天的规模和成就。但是金石学本身一度在半个世纪前面临中断，且专业性基础人才也是一度流失。一位顶级的业内学者评价说：“这就让全国各地大量的摩崖石刻，几近沦落成为孤魂野鬼，散落在荒郊野外无人问津。且这些石刻多被人为损毁，更谈不上保护、收藏与研究”。对此，四十多年前还是一位青年才俊的蔡华初就看在眼里、痛在心头！

不曾想，对于摩崖石刻的保护和研究，已经占据了蔡华初先生三分之二的人生阶段。而业界顶级学者对于其专著《千年刻石话遗珍》的权威性评价则是：“多年来，以其良知与慧眼，并尽自己绵薄之力坚持实地考察、辑录、拓片与研究，终于成就此书，为传承文脉……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其对武汉地区摩崖石刻的全面调查、整理与研究，无疑是一项前无古人的重要工程及承前启后的善举。它不但传承了我国历代文人学子们不惜一切代价对金石这一珍贵文化遗产收藏、保护与研究的人文精神，同时挽救和搜集了一批重要的摩崖石刻资料，还为后代确立文物意识树立了榜样，更以大量的史实，真实地记录着一个优秀文物工作者所尽的责任及使命意识”。而在我看来，全力支持他的中山舰博物馆也功德无量。

笔者当然清楚摩崖石刻的瑰宝意义和蔡华初先生的学术功勋，我是一九八五年求学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好多位古代史教授如邓庭爵、赵克尧、朱维铮先生都从不同角度给我和同学们讲解过摩崖石刻的史料内容和学术价值。我的硕士导师李华兴教授还曾告诉过我：摩崖石刻的社会宣示功能还一直延续到太平天国时期、中华民国时期乃至新中国。如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就把农民军的主张，让部队以简明通俗的语言刻于山岩；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将士在四川留下的最著名的摩崖石刻就是——“赤化全川”，就是红军主力部队转移了，当地的反动军阀也没办法清除掉。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多个省份也有过“工业学大庆”、“人定胜天”、“红旗渠”之类的摩崖石刻。这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为千年民族文化思维传统，总是反映了特定环境和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精神状态。

蔡华初先生在书中还告诉读者自己的结论性心得：我国古代石刻，主要包括摩崖与碑刻。摩崖，即在山崖石壁上铭刻文字或图案，是石刻艺术长河中最早出现的一种纪事、颂德等文化表达形式。摩崖以其字体粗大、醒目、古朴，笔力则具有粗旷、遒劲、雄浑等特征，历数千年而绵长。而笔者所曾观察到的多处江南摩崖石刻，往往与其所在地的山峦、石林、洞崖融为一体，且成为奇特而著名的人文景观。巅峰时期的摩崖石刻作品，则如蔡华初先生所言：特别是在国力强盛的汉唐两个王朝，丰碑、巨刻遍布全国，浩大工程比比皆是。摩崖石刻无论是气势、数量还是规模，都与其时代精神相吻合，而且形成一种上行下效的文化现象继往开来。宋元明清，虽然也有财力富裕的时期，但石刻艺术则转为流行碑刻了。

对于武汉地区的摩崖石刻，蔡华初先生自然是情有独衷。他告诉我们，摩崖石刻的核心条件是：有符合铭刻的山体、石质与地貌，还要有一定意义的人文背景及历史事件发生；这样才能创作出与之相符的巨作。在这两大要素之中，后者对古代武汉来说可谓得天独厚，而前者似乎先天不足。如包括蛇山在内的武汉地区的所有石山，都不够高大陡峭、石质亦不够坚硬细密；但武汉地区（尤其是在城区）能够留下众多的摩崖石刻，不能不说是古代文明的一大奇迹或曰奇观。蔡华初认为，其中的奥秘就是源于该区域历史积淀与人文底蕴的催化作用。最为典型的就是蛇山因黄鹤楼而闻名于世了，历代文人豪杰在此留下了无数的文化瑰宝。就是在如今武汉大都市圈建设进程中，这一摩崖石刻林立的福地仍然焕发出光芒。

一直以“楚人”为豪的武汉当地文化学者、曾任《长江日报》评论部主任的蔡丽泽先生则告诉我，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多次在武汉这一活剧舞台上演过，深刻地影响了整个长江流域的文明融合、军政格局或社会进步。如古代武汉区域出现了最早的楚国金属货币；秦楚交战后该地区首次纳入统一的中原王朝版图；三国时期的赤壁大战及鲁肃的点将练兵；盛唐时期李白等无数诗人光临黄鹤楼；岳飞抗金时期该区域也是进击中原的主渠道……直到辛亥武昌首义和抗战时期悲壮激越的武汉会战。这里还有著名的高等学府武汉大学，而其主要承载学府文化精神平台的珞珈山也如蛇山般并不陡削、险峻，但依然拥有自身的摩崖石刻。

可以说，武汉区域是长江文明的主要产床。那么，中华文华的另一个主流黄河文明又有怎样的空间特质呢？一同造访中山舰博物馆的专业行家、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白坚告诉笔者：甘肃为黄河流域文明的渊薮之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起源地之一；而“黄河文明八千年”，就是甘肃历史文化引以自豪的一大优势。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之首、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初祖伏羲的发祥地就在今甘肃天水一带。这我明白，因为我读大学时期的历史学家就已经考证明确：甘肃是周人、秦人发迹、崛起之地。周人在陇东创造了我国的早期农业，以农耕兴。秦人从渭河上游和西汉水上游一带兴起，而后东进中原，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白坚很自豪地告诉我：甘肃是享誉遐迩的文物大省，留存下来许多价值极高饮誉全球的文物古迹和遗址名胜。如武威出土的铜奔马，塑造出了一个天马腾空的形象；它一度轰动海内外文化界，并被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

甘肃文物与博物馆界的自豪，其实也是中国人的自豪。如甘肃被誉为世界上独一无二、规模壮观的石窟走廊和艺术长廊。著名的莫高窟、麦积山、榆林窟、马蹄寺、天梯山、炳灵寺等50多处石窟群，灿若繁星、辉耀于陇原大地。甘肃还是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所经的重要线段和现存长城长度最长、保存遗迹最多、形态结构最复杂、最能代表“长城文化”的地区；秦、汉、明三代长城至今仍绵延于陇原。在此总体背景下，甘肃境内岩画、碑石、摩崖石刻等资源丰富，在全国乃至世界文化遗产宝库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甘肃，是黄河文明的摇篮！

以摩崖石刻为例，著名的天井山摩崖石刻位于甘肃省成县县城西南约15公里处。该石刻纵约300厘米，高约210厘米；由《黾池五瑞图》、《西狭颂》正文、题名共三部分组成。该碑刻镌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公元171年），碑主李翕史书无传，刻石主要记述了李翕生平及屡任地方行政长官（太守）之政绩，以及其率民苦干而修通（汉时甘肃）西狭古道、为民造福之德政。该碑由东汉当地书法家仇靖撰文，碑文末刻有书写者“仇靖”二字，系目前为止最早的书法家落款之例。《西狭颂》正文阴刻竖写汉代隶书大字共20行，共385字，每字约7厘米见方。纵观全篇文字，俱清晰可辨。因这里地处相对僻远、游人罕至，在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将近千年的时间段里都未能为后人们所知晓。此处摩崖石刻在北宋末年为后人们重新发现以后，随着拓本的流传而名声日隆。《西狭颂》结构方正、雄浑古朴、气势整肃、且带篆意。清末民初的大学问家梁启超在其《碑帖跋》中评论为——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则也。换言之，可谓汉隶之珍品。

而在关陇古道上，还曾隐藏着一座东汉时期的摩崖石刻——《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内容主要记载了东汉汉阳郡太守刘福善政亲民及率领民众整修关陇古道，并施惠于民的显著政绩和历史史实；这块石刻完工于公元150年。对此，白坚告知该摩崖石刻于1982年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发现，当时就被判定为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1987年该石刻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6月则经甘肃省政府核定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加强了研究力度。

随着文化自信概念的深入人心、学术投入的增强和公众文物意识的普及，甘肃的摩崖石刻越来越引发业界内外的关注；蔡华初先生的知音们自然也越来越多了。同时，还有不少考古学家和书法家赞叹和公认：像《西狭颂》这样历经近两千年而碑面不见一处裂纹者，实为罕见。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资深学者要英博士，早年曾经在兰州大学中文系求学七年并实地考察过麦积山、敦煌等甘肃多处历史文化遗产。她认为：《西狭颂》之所以能够完好如初地保存至今，其中有此地较为偏僻、人为干扰的因素较少等客观原因之外，与当年碑石建造者在选址方面的良苦用心亦不尤相关。如《西狭颂》刻于悬崖上、碑面朝东南方向，由于碑刻雕镌于凹陷的山体崖面中，上有凸起的山石遮挡，从而使碑石避免了雨水的直接冲刷，且减少了阳光的照射。所以，整方刻石在将近两千年的漫长历史岁月中，基本未受到自然风烛的破坏性影响。对此，我不得不佩服甘肃先贤的智慧。

有意思的是，甘肃这些摩崖石刻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前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主要驿站，现在则成了新时代中外人文交流的朋友圈主话题。要英的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就有一位眼神明亮的黑皮肤女生、英国留学生易梓星，经过考察摩崖石刻等教学旅行品尝了肉夹馍；一方面赞不绝口，另一方面提出了“明明是馍夹肉，为什么叫肉夹馍”的疑问。要英向她解释，肉夹馍的主产地自然是秦人的发源地，地方志上的记载是“肉，夹于馍”。这是书面语；在古汉语语法上则是宾语前置。而老百姓的口语不会这么文绉绉，加上秦人基本上都是急性子；也就随口叫做“肉夹馍”了。肉夹馍制作简洁也保证营养，很适合古代行军作战的后勤需求；因此，当秦国军队实现了统一之后，肉夹馍也就流传到了中国各地。她后来又理解为“肉夹馍就是中国的三明治”，这比喻要英觉得很恰当。三明治，本是英国东南部一个小镇的名字，因十三世纪当地贵族喜欢简餐而成；后来伴随着英国军队到处殖民而流传到世界各地。肉夹馍的流行范围，还证明中国从不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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