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网武汉9月3日电(记者周晶晶 通讯员付静宜)昔日成功女企业家,因周转困难无力偿还3000余万巨额债务,在面临法院强制执行时又拒不配合,隐匿财产更整容换面躲避执行,成为了媒体广泛报道的“整容老赖”。2018年1月26日,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对朱莉莎(化名)提起公诉,同年4月20日,法院一审认定朱莉莎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朱莉莎不服上诉,但最终认罪认罚,于同年6月撤回上诉。

　　深陷民间借贷三角债 六旬女企业家南逃深圳

　　资金链断裂之前,养着四五百员工、做了二十多年服装企业的朱莉莎一直自认是“对国家税收、就业有贡献”且热心慈善的成功人士。2013年,武汉某房产公司关系人因项目缺少资金,以不低于月4%利率标准向朱莉莎借款;同年,生意伙伴阮某也以高额利息向朱莉莎借款。为了完成这两笔民间借贷,资金紧张的朱莉莎向合作企业老板杜女士寻求资金支持。

　　经查,朱莉莎于2013年3月至次年1月,共向杜女士借款26笔,合计金额3178.75万元,双方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月息3.5%。截止到2014年11月,朱莉莎先后141次向杜女士偿还本息共计2220余万元。2015年初,由于市场流动性收紧,朱莉莎的对外投资受到重挫,经营多年的服饰公司破产了。于是她发短信向杜女士解释,之前一直是“在外借钱还本金和利息”,现在要等收回别处的资金才能继续还款,便断了联系。

　　事实上,此时的朱莉莎已深陷债务危机。2015年6月15日,债权人朱女士向法院提起两笔诉讼追讨朱莉莎所欠的341.6万元款项,最终法院以一纸裁定和一个民事调解结案,朱莉莎将自己名下位于武汉大夹街服装批发市场的一间门面作价200万元及一辆保时捷卡宴、一辆JEEP牧马人汽车转让至朱某霖名下抵债。

　　同样因民间借贷纠纷,朱莉莎的另一债权人刘女士于2015年12月28日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冻结朱莉莎银行存款人民币1500万元或查封、扣押相应价值的财产”,获得法院支持。2016年3月,朱莉莎与刘女士就欠款纠纷达成民事调解。

　　巨额债务让年近六旬的朱莉莎宛如“从天坠入到地上来”,面对大量的债权人,她于2016年1月南下深圳,租住在某高档小区。

　　隐瞒财产不配合执行 民事纠纷变刑事案件

　　民事调解书生效后,朱莉莎未按约执行,2016年7月,刘女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庭依法立案,未找到其可供执行的财产,遂将朱莉莎纳入失信人名单,限制其高消费。

　　与此同时,多次催讨无果的杜女士于2016年5月向武汉中院提起诉讼。开庭当日,朱莉莎并未露面,只是委托律师出席。法院开庭审理后,于2017年1月判决被告朱莉莎在判决生效十日内偿还本金及利息2127万余元,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将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判决由律师代收,朱莉莎却早已不知所踪。拿着生效的法院判决还是收不回一分钱,无奈的杜女士只得和刘女士一样,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想尽一切办法仍然找不到人、找不到可供执行的财产,武汉中院于2017年7月5日发布悬赏执行公告。很快,事情发生转机。据知情人通报,朱莉莎已经“整容换面”在深圳开始了崭新生活,用着新款苹果手机,在朋友圈里晒游艇、秀旅游,过得十分滋润。

　　通过调查固定了其不如实申报财产、逃避执行的相关证据后,7月11日,执行干警远赴深圳控制了朱莉莎,并决定对其司法拘留15日。面对证据,一开始朱莉莎还辩称“没有财产,在诚信(化名)公司打工每月工资3000元,靠朋友救济维生,和子女一起租住30多平的房间,月租700元”,企图隐瞒财产及利用他人身份进行高消费情况,后来不得不承认自己并未如实申报财产,隐匿了“花40万买了两个游艇资格,卖了一个;花10万买了个手镯;花6万元进行证券投资;在孝感有一块30亩土地的使用权;曾去云南旅游,利用妹妹的身份证乘坐高铁;驾驶的是甲壳虫轿车;住的是月租7000元、面积140平的高档公寓,使用以崔某名义办的银行卡支付美容费用”等事实。

　　朱莉莎一面花式哭穷抗拒执行,一面高消费、高投资逃避失信惩戒的“两面作派”令执行人员“大开眼界”。更令人气愤的是,进入深圳拘留所时,朱莉莎控制的崔某账户中尚有4万1千元钱,但她并未主动上交,其子亦不顾法律后果,迅速将账户中的钱转走,一分不剩。

　　很快,朱莉莎尝到了藐视法律的后果。7月26日,江汉警方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对其刑事拘留。

　　法庭之上仍然喊穷 公诉人拆穿高消费谎言

　　2017年10月31日,该案被移送至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该案的关键,在于证实朱莉莎对于法院生效的还款判决,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受案后,公诉部员额检察官周恩静深感压力,“要指控嫌疑人隐瞒财产、不如实申报、提供虚假住所,除了20万豪华游艇会员及价值3.5万的投资项目有物证佐证,其他证据都较为薄弱,一旦朱莉莎翻供就会十分被动”。

　　为了查清事实,周恩静和助理彭婷婷将证据进行分类,对于“被纳入失信人名单后依然进行高消费的证据”,要求公安机关补充朱莉莎利用妹妹身份证乘坐高铁赴云南旅游的图片、酒店入住登记、其妹的证词,物业租赁合同、控制的崔某账户银行流水等资料;对于“被司法拘留后仍拒不执行的证据”,则要求对朱莉莎手机中的消费、通话、聊天信息等记录进行电子证据鉴定。

　　12月8日,承办人在看守所见到了朱莉莎。离开了高级保养品,那张整容后的精致脸庞慢慢浮现出真实的年纪。提审之时,她虽然回答问题前后矛盾,却始终神情淡定。被问及“诚信”公司的情况及2015年与朱女士的诉讼,她也是避重就轻,闪烁其词。然而,对于朱莉莎一面认罪又一面砌词狡辩的态度,公诉人既没步步紧逼,也没当场拆穿,反而如实记录,一带而过。

　　“下一步的重点,是挖出她想拼命掩饰的真相”,面对助理的疑惑,检察官周恩静解释道,“她说自己在‘诚信’公司工作,但是当了20多年老板的人又岂会甘心做打工仔,这是疑点一;她诉讼缠身、抗拒执行,却对朱女士这笔积极履行,两人还都姓朱,这是疑点二,她不说不要紧,我们立刻退查”。一周后,承办人附上详细补充侦查提纲,将本案退回补充侦查。

　　随着证据渐渐到位,怀疑逐步变成实锤。经调查“诚信”公司工商登记,证实该公司属于一人公司,法人姓付,但注册时留的指定联系人、财务负责人、办税人、社保联系人的电话都是朱莉莎的手机号,办公地正是她当时租住的高档小区。相关代办书证证实,“诚信”公司的注册操办都是朱莉莎找代办公司、借用付某身份证进行的;业务员也作证,同他联系的女子所用微信号、手机号均属于朱莉莎,手续费也是通过其微信转账,整个公司没有对公账户,开支收入都从其控制的崔某账户中走账。

　　另一边,真相也呼之欲出。户籍资料证实,朱女士和朱莉莎系亲姐妹,但两人在2015年案件开庭时,面对法官的询问却一致否认了亲戚关系。更奇怪的是,文书显示,这场诉讼由朱女士于2015年6月15日提起,9月2日法院制作调解书,朱莉莎以一套门面、两辆汽车抵债结案。但查询财产登记时间,朱莉莎名下的门面房于6月3日签订买卖转让合同、6月4日核准登记、6月5日发证;其中一辆汽车于同年5月28日转让至朱女士名下,另一辆车于9月10日转让,也就是说,作为执行标的的房子和一部车早在提起诉讼之前就已转到朱女士名下。

　　“既然债已经还了,为什么还要提起诉讼?况且,正是这两辆车,待朱莉莎到深圳后,又继续归其母子使用!”考虑到其中可能存在通过虚假诉讼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情况,2018年1月22日,周恩静将案件线索移送至该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经审查,民行部门认定,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为虚假诉讼,于同年4月向原审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该建议未被法院采纳,但江汉区检察院认为有跟进监督必要,遂将案件移送至武汉市检察院并提请上级院抗诉。目前该案尚在进一步办理中。

　　而朱莉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案于今年2月28日正式开庭审理。法庭之上,面对公诉人的讯问,朱莉莎继续粉饰自己“只是在诚信公司打工,没有企业、没有存款,去旅游是公司组织的学习,美容也是公司福利”,但此时,周恩静一反提审时的温和,以详实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针锋相对、逐句驳斥,最终迫使被告人承认自己就是“诚信”公司的实际所有人。

　　围绕虚假诉讼,控辩双方也陷入了激烈论辩。朱莉莎以和妹妹早已关系破裂为借口,以图挽回自己的“诚信”,其律师也发言证明诉讼非虚。一向走温和派庭审风格的周恩静,此次却以一连串火药味颇浓的反问予以回击:“你说你们打官司只是为了确权,那为什么不去公证?提起民事诉讼时,债务已经兑付了,这个诉讼到底是真是假?你说你妹妹恨你恨得要死,那怎么车子还给你开?你被刑拘了立刻去看你,今天开庭还跑过来?这关系到底是好是坏?”

　　最终,经法庭教育,朱莉莎承认了除“虚假诉讼”之外的大部分指控,并承诺尽快收回其他债权以配合执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被告人朱莉莎被纳入失信人名单后,还试图维持昔日光鲜的高消费生活,乘坐高铁、旅游、开豪车、住豪华公寓、美容、投资,这种生活状态与法律规定是背道而驰的。其亲属、家人不仅不劝阻,还鼓劲让她什么都别承认,‘挺过十五天就好了’。如果当初被拘留时有个配合的态度,也不至于触犯刑法。”最后答辩,公诉人周恩静严厉地注视着被告席:“藐视法律必将付出代价,希望你好好反思,不要试图抗法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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