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七月，《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即将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近百年来，广东正处在历史的时空交集点上，既领风气之先，又融汇古今，百年的风云激荡使南粤美术的天空上群星璀璨、大师辈出，成就斐然。这些成就对中国美术史产生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影响极为深远。南方日报刊登梁江、李劲堃、韦承红撰写的两篇文章，对百年广东美术史作一些重点的梳理，请广大读者予以垂注。

●梁江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经了一连串激烈的动荡与变化。岭南艺坛百年来波谲云诡的发展轨迹，内在逻辑与大转型的时代是一致的。

一

要谈百年来的中国美术思潮，无论从哪一种角度说，第一个要提到的都是康有为。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立万木草堂时，34岁。7年后，他发动了著名的“百日维新”。维新派改造文化的苦心殷殷可鉴。1904年，在参观了欧洲一些著名博物馆的藏品后，康有为对中国绘画发表了言辞激烈的看法——“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此事亦当变法”。1917年，康氏在《万木草堂藏画目》序言中更哀叹，“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他认为，中国宋代以前的绘画“未尝不极尚逼真”，这种画法“今欧人尤尚之”（《万木草堂藏画目序》）。他开出救治几百年沉疴的偏方是以15世纪以前的院体画为“正法”，“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在清末民初沉闷已久的中国画坛上，这变革呐喊是一块掷入死水的石头。

蔡元培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力倡新艺术，主张兼容并包，任用陈师曾、林风眠、林文铮，支持徐悲鸿、刘海粟等举措，对中国现代艺术及艺术教育之发展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17年，教育部拟建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34岁的中山人郑锦受命筹措，他赴日本“取经”，搜寻资料，设计课程，筹备师资和招生。“北平美术学校”1918年4月15日成立，郑锦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这所学校即中央美术学院前身。

出自广东梅县的林风眠留法勤工俭学，1925年回国，25岁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兼教授。1928年，林风眠受蔡元培之邀，赴杭州筹办国立艺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并任院长。林风眠主张“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提出“提倡全民族的各阶级共享的艺术”等口号。他锐意革新艺术教育，广纳人才，请木匠出身的齐白石登讲台，聘请法国教授克罗多讲授西画。林风眠是“中西融合”最早的倡导者和代表人，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筚路蓝缕的可敬前驱。

二

19世纪末以来，北京、上海和广州成了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鼎足而三的重镇。大时代新思潮的冲击，变革之潮波及各地，广东的反响尤为强烈。1887年出国学习油画的广东人李铁夫(1867—1952)说过，“美术为革命运动之武器，革命为艺术之推进机，二者不能须臾离。”李铁夫先是留学英国，1907年在英国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后来还筹措经费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广东是民国革命策源地，侨民遍布世界各地，外出学西洋画的人也特别多。除李铁夫外，有冯钢百、梁銮、雷毓湘、陈抱一、赵雅庭、许敦谷、关良、谭华牧、梁鼎铭、胡根天、陈丘山、徐守义、梅雨天、容有机、李澄之、关金鳌、林风眠、余本、符罗飞、吴琬、司徒乔、李桦、胡善余、胡光弼、丁衍庸、任真汉等。粗略统计达50多人。

上世纪20年代，各地陆续开设“国画系”或“图画”课。在广州，1921年由胡根天、冯百钢、徐守义等人组织成立了“赤社美术会”，这是广州第一个西洋画研究、创作及传授的美术团体。赤社后来延续了12年，在西洋画推广方面建树甚多。这一时期也是广东美术的一个活跃期，私人开设画社、民间画会和小规模学校众多。吴琬、郑可、李桦、余所亚、伍千里、赵世铭等人组织的“青年艺术社”，梁锡鸿、赵兽、李东平、郑思实、白霜等人组织的“中华独立美术会”，梁銮、陈丘山等人开办的“楚庭美术学校”，还有市美“水彩画十人社”等画会，都是有才华的画家组织起来从事西洋画创作的。

岭南画派的高剑父(1879—1951)到日本学画，在东京加入了同盟会，为孙中山派回广州担任分会长，他的妻子宋铭黄则任女敢死队队长。弟弟高奇峰(1888—1933)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以画室掩护革命活动。陈树人(1883—1949)在香港会见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们弃政致力绘画创作，以改革社会的革命精神投身艺术，倡新国画运动。“二高一陈”主张多开“国际公路”，“折衷中西、融汇古今”以革新中国画。他们创作的“现代画”或“新国画”引入了投影法、透视法等，且喜欢以飞机、汽车和西装人物等为题材，而实际上则偏重来自日本的技法。他们之重视写生，固然是从晚清居廉的做法沿续而来，不过这时明确加上了艺术为人生的新义。岭南画派是中国美术现代史上一次异军突起。其闪耀着新时代光彩的艺术主张，促成了中国绘画的现代转型。

广东同时又是“国画复活运动”的重要阵地。其时广州另有一批持不同理念的画家，如潘致中、赵浩、黄君壁、黄少梅、卢振寰、卢子枢、黄般若、冯湘碧、潘达微等人，1923年成立“癸亥合作画社”并举办联展。该社1924年扩为“广东国画研究会”，会员发展到200余人，还成立香港和东莞分会，成为这一时期岭南地区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绘画社团。20世纪20至40年代，“国画研究会”与“岭南画派”曾展开唇枪舌剑的论争。“新”和“旧”激烈碰撞，守成与变革水火不容。其实，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同样缘于外部冲击，只不过回应的策略迥异。这些论争显然超越了地域局限，体现了本土文化艺术对外来冲击的回应与觉醒，成为中国画现代转型变革的重大学术事件。

三

“美术革命”的漩涡当中，交杂着中西碰撞和融汇嬗变的种种激烈论争，传统美术、西方美术与新兴美术三大板块并存，构成了百年中国美术的基本形态。

在高剑父、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等人的艺术活动中，“美术革命”不仅获得了鲜明的实践品格，而且进一步被阐发和深化。与徐悲鸿坚定地引入西方写实主义改良中国画不同，刘海粟和林风眠另有不同路向。林风眠从欧洲古典艺术、印象派和野兽派艺术资源中汲取营养，独辟一种调合中西的表现方式。他特别注重个性和个人情感的抒发，“纯艺术”特色最为突出。林风眠着眼的不是西方的写实主义艺术传统，而是印象主义以后欧洲的新画派。他的融合是力图创造出一种包含中西精神的绘画。继李铁夫、“二高一陈”的中西融合后，他开拓了一个新天地。

在中西画结合取得成功的广东画家还有丁衍庸(1902—1978)。丁衍庸字叔旦，广东茂名人。早年到东京学西画，对马蒂斯强调个人精神表现的作品深感兴趣，进而领悟东方艺术对当代艺术现代画派的影响，他以西方现代画派的观念加上对八大山人艺术特色的汲取为根基，开创了自己的新画风。

四

1931年的“9·18”事变，揭开了中国现代史上悲壮的一页，也成了中国文化艺术的一个转折点。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的美术家义无反顾，和众多文化界人士一样慷慨赴国难。

漫画作为轻骑兵，行动最迅速。“7·7”芦沟桥事变后，上海就成立了漫画界救亡协会。23岁的廖冰兄在夏衍的支持下，曾持200余件作品在广州举办抗战连环漫画展。版画经过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木刻运动，阵容已很可观。胡一川、黄新波、李桦、罗工柳、古元、黄新波、赖少其、杨讷维、张望、陈烟桥、陈望等广东美术家当时都是有名的木刻家。油画、国画和其他艺术领域的重要人物，不论何种艺术观点，无不投身于时代的主潮中。这一时期的广东籍美术家，如司徒乔、符罗飞、李金发、傅天仇、方成、江有生等，都有卓尔不凡的贡献。

1949年10月1日，香港美术界在六国饭店集会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在当日的合影中，有李铁夫、黄永玉、张光宇、王琦、廖冰兄、洪毅然、关山月等人。他们与来自解放区的美术家汇合，新中国美术的风景线就这样浮出了水面。

五

1956年，中国共产党确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与艺术的基本方针。1958年，又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原则。

1959年4月底，关山月和著名山水画家傅抱石先生接受了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国画的任务。除了不朽巨作《江山如此多娇》，关山月的代表作有《新开发的公路》《俏不争春》《绿色长城》等。关山月是著名汉学家苏立文学习中国画的老师，苏立文对他非常尊敬。他始终坚持深入生活，勤奋创作。国外学者安雅兰、郭适等人评价关山月，说他从1949年以后响应新社会号召，转向雄伟山脉全景描写，这是明显的有意识的中国画现代转型。

黎雄才一直是广东画坛与关山月相提并论的代表性人物。他也非常重视写生，上世纪40年代由川渝到西北的旅行写生，1954年在纪实基础上创作的《武汉防汛图》，1959年的韶山写生系列作品，都具有标志性意义。

杨之光为新中国第一代新人物画家，数十年来致力新人物画的开拓和推进。他恪守现实主义艺术原则，将书法、水墨与水彩，与西洋光色造型手段整合，构筑了一种新的、超越既往技法体系的人物画新画风。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中，胡一川、廖冰兄、阳太阳、潘鹤、黄笃维、刘仑、尹积昌等一大批人，都在不同艺术领域中取得了令人钦佩的艺术成就。而杨之光的《矿山新兵》，陈衍宁的油画《毛大大视察广东农村》，汤小铭的《永不休战》，周树桥的《春风杨柳》等作品，直观地体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美术的创作面貌。

六

1978年改革开放，广东作为南大门在全国先行一步，历史又一次给了广东先机。老一辈艺术家焕发艺术青春，关山月、廖冰兄、黄志坚、陈卓坤、王肇民等人都有突破性发展。

新崛起的一批人，艺术上正走向成熟，大大充实了广东美术界。许钦松、黎明、俞畅、林若熹、方楚雄、林永康、李劲堃、安林、黄增炎等一大批人，都是在20世纪后期开始承担重任，成为最活跃的美术家。与他们年龄相仿的这批人，体现了开放改革40年来广东美术多元、多样化发展的特征，这是一个艺术创作姹紫嫣红的“双百”时期。在当代广东美术的一片茂林嘉卉中，人们可看到传统型艺术、写实型艺术和试验性艺术多元并进的和谐发展态势。

美术是属于人民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时代与社会的走向，与百年广东美术的起承转合息息相关。在我们面前，尚有一些并未了结的重要命题，诸如深化改革开放，传统往现代转捩，于市场化的语境中怎样恪守作品的文化品位，在全球化大趋势中如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等等。传统是活着的传统，在连接和传衍中它会被赋予新的内容。文化艺术要不断创造和积累，不断增添新内容，传统才会更充实更有价值。而这，正是广东美术家以及所有当代美术家面前的课题。

广东是一块热土，印证着当代中国的崛起。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世界新秩序正在建立，摈拒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的选择。古罗马斯多葛派的辛尼加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迎着21世纪的灿然阳光，我们将鼓棹前行……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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